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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制度因素对国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 ——基于四个年度CGSS数据库的分析

社会建设2018-04-11 07:30:21
作者介绍

彭华民,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政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南京, 210046)

孙维颖,青岛市崂山区司法局。(青岛,266061)


摘要:福利制度安排的终极目标是提升社会成员的福祉(wellbeing)。福祉包括幸福感(good feeling)。本研究设计了自变量安全福利制度(收入安全与健康安全)和机会福利制度(城乡户籍),因变量幸福感。对四个年度CGSS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国民幸福感与两种福利制度因素之间有显著关系;国民的福利获得存在显著城乡差异;获得城镇机会福利的居民相比农村机会福利获得居民有更高的幸福感。城镇机会福利获得人群的福利诉求点更倾向于健康安全福利。拥有城镇机会福利但若没有享受国家提供的收入安全和健康安全福利,其幸福感的受影响程度仅仅略高于农村机会福利获得人群。当把拥有城镇机会福利但没有享受安全福利人群的幸福感均值与拥有农村机会福利但接受安全福利的人群的幸福感均值相比时,城乡机会福利类型的影响被削弱,国家提供的收入安全和健康安全福利对幸福感的影响则凸现出来。

关键词:幸福感;福利制度;安全福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户籍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所有福利制度设计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民福祉(wellbeing)。福祉分为五个部分:积极思考(well thinking)、积极行动(well doing)、美好拥有(well having)、成功避免(well off)和幸福感(well feeling)。在对快速经济发展带来社会问题的反省中,社会成员幸福感的研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影响幸福感的福利制度因素的研究既是幸福感研究的重要部分,更是福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利有制度与状态两种方式,制度作为实现状态的手段,在现实中对应的便是福利制度。福利(welfare)与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是密切相关但有不同内容的概念,但两者的终极目标都是提升人民福祉。福利比社会福利概念更为宽广,含正式福利与非正式福利,或分为国家福利、市场福利、地区福利、社区福利、家庭福利等。正式福利即国家福利,也可以用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来表示。社会福利分为收入安全福利、社会服务福利、发展机会福利等方面。福利三角理论和福利多元理论指出福利的提供具有多元化倾向,国家、市场、社会等都是福利的提供者。上述概念和分析是从提供者的角度展开的,如果从社会成员个体即接受者的角度分析,对应的应该是福利获得。

中国与国际社会对社会福利(socialwelfare)的界定存在显著差异,国际社会通常认为社会福利是包含社会保障的(广义社会福利),而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将社会福利视为社会保障的一个子系统(狭义社会福利)。中国作为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其经济发展是否提升国民幸福感的研究也备受关注。为了让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研究能够与国际对话,本项研究选择使用广义社会福利的定义。社会福利指国家所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增进收入安全的社会保险制度安排、提升生活质量的社会福利服务制度安排、提供生活机会的制度安排等。

本研究所指的福利主要是从结构层面理解的制度,特指涉及能够应对养老风险的收入安全福利制度(养老保险),能够应对疾病风险的健康安全福利制度(医疗保险)。这是国家提供的为将步入和已经步入老年阶段的社会成员解决生活问题、保障生活质量而建立的制度;基于地域福利和社区福利、能够提供生活机会的身份福利制度(户籍)。基于四个年度CGSS2003200520062008)数据库问题-变量的设计,本项研究选取了两个因素来讨论国民幸福感影响因素。一个来自安全福利制度即养老和医疗保险,一个来自身份福利制度即户籍。本项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福利制度因素是否影响了国民幸福感?福利制度因素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如何?本项研究的意义是:采用CGSS四年的相关数据研究福利获得因素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不仅丰富了福利制度这一领域的定量研究,深化了幸福感的研究,而且通过幸福感研究对福利制度水平做了一次尝试性评估。

二、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问题我们设计了本项研究的基本框架,包含安全福利制度和身份福利制度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见图1)。基于现有的文献、问题和研究框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享受的健康安全福利越多,幸福感越强。具体来说,是否享受健康安全福利与幸福感程度呈正相关,即享受健康安全福利的群体的幸福感要高于不享受的群体。

假设2:享受的收入安全福利越多,幸福感越强。具体来说,是否享受收入安全福利与幸福感程度呈正相关,即享受收入安全福利的群体的幸福感要高于不享受的群体。

假设3:机会福利与幸福感有关。城市户籍与幸福感的关系强于农村户籍与幸福感的关系。

 

在开始对数据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本研究所使用的核心概念进一步操作化。如表1所示,将养老收入安全福利对应问卷中养老保险;将健康安全福利对应问卷中医疗保险;幸福感对应到问卷中总体生活感觉。


安全福利自变量的概念操作化。20032008CGSS问卷设计问题分别如表2所示。在对数据库中的数据做缺省处理后,通过计算和转换变量,对于享有多种保险的样本,采取先重新编码变量(0=不享受,1=享受),然后计算变量合成“是否享受养老/医疗保险”的变量,然后基于只要享受一种养老或医疗保险中的一种即为享受养老或医疗保险重新进行编码(0仍然编码为0,标签为“不享受”;大于等于1的编码为1,标签为“享受”)得到分析使用的两个二分法变量——“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和“是否享受医疗保险”,选项是“0=不享受,1=享受”。

机会福利自变量的概念操作化。四年数据库中的问法都是直接问被访者的户口状况,只是数据库中的填答选项略有不同,本研究最后使用的变量是简单的二分法变量,即1=农村户口,2=城镇户口。农村户口包括了问卷选项中出现的“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城镇户口包括了2003年和2005年问卷中的“城镇常住户口”、“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如蓝印/自理粮户口);2006年问卷中的“非农户口(蓝印户口)”、“非农户口(城镇户口)”;2008年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城区户口”、“集镇或自理口粮户口”。

最后为了方便对整体样本进行总体分析,在各个数据库中首先添加了变量“数据年份”(2003/2005/2006/2008),然后对各年份中的相同变量进行了合并:“是否享受养老保险”、“是否享受医疗保险”、“幸福感”、“幸福感三分法”、“户口类型”,形成了新的总体数据库。

幸福感因变量的概念操作化。本研究采用的幸福感是指评价者(被调查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其基本特点是:主观性,以评价者内定的标准而非他人标准来评估;稳定性,主要测量长期而非短期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值;整体性,包括对情感反应的评估和认知判断的综合评价。四个年度CGSS调查对该幸福感都采取了直接的问法:“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感觉怎么样?”受访者可以从答案中选择:“1.非常不幸福 2.不幸福 3.一般 4.幸福 5.非常幸福”。2008年的问卷设计采用了“快乐”一词,“快乐”与“幸福”都可归入幸福感,2008年的对于快乐的提问也可归作对幸福感的提问。按照序列变量的要求,将受访者回答幸福的答案分别从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按照15分序列计数。本研究通过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得到“幸福感”变量,为了表述和解释上的方便又将此五分法的幸福感变量做简化处理,成为三分法的幸福感变量。其中,将1=非常不幸福、2=不幸福合并编码为1=不幸福,3=一般重新编码为2=一般,4=幸福、5=非常幸福合并编码为3=幸福,命名为变量“幸福感三分法”(见表3)。

CGSS数据库样本的基本人口变量情况和研究相关变量基本情况是各年份样本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在总体合成数据库中,男女样本数之比为46.853.2,样本的性别分布较均匀。CGSS数据库中各年份样本的年龄基本呈正态分布,1969岁之间的样本占了全部样本的96.1%,而中间段(3039岁、4049岁)的样本比例最高,分别为24.0%23.7%,而高龄样本(7099岁)和1518岁未成年样本所占比例很小,分别为1.2%2.7%。另外,不同年份数据库样本中不同户口类型的分布情况是城镇户口样本所占比例较大,但是除了2003年,其余年份的城乡人口比例还是基本持平的,2005年的城乡户口样本数所占之比分别是55.8%44.0%2006年的城乡户口样本数所占之比分别是51.2%48.8%2008年的城乡户口样本数所占之比分别是56.8%43.1%

本研究拟利用CGSS数据库对福利制度因素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这是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研究是实证主义取向的定量研究,基本方法属于“二次分析”(也称第二手分析)。具体技术以CGSS2003200520062008四年的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添加变量、计算变量和重新编码变量的方法处理相关变量,最后通过合并数据文件将历年数据库中的文件进行合并,得到最终可以直接用于分析的总体数据库。接下来的分析中将综合运用均值分析、交叉表和回归方法处理分析对象数据库。

三、对国民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

福利制度因素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在四个年度的CGSS调查期间,中国健康安全福利制度分为城市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后者自2003年开始实施至今已十多年,但从数据反映出的覆盖率来看,并没有收到良好效果。表4(通过卡方检验,sig值为0.000)展示出城镇户口人群中有63.1%享受医疗保险,而农村户口人群中只有18.6%享受医疗保险,绝大部分(81.4%)的农村户口居民是没有享受医疗保险的。医疗保险的整体覆盖率被农村人口医疗保险的低覆盖率拉低,仅为55.8%。这首先反映了两种不同机会福利(户籍)类型群体存在的巨大覆盖率差异。即使是在与农村户口样本量(2953)相同的情况下,按照其享受医疗保险的人数比例为63.1%可以推算出城镇户口中有1853人享受医疗保险,也占全部享受医疗保险人数(2399=1853+546)的77%。以上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健康安全福利制度在城乡覆盖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机会福利制度与人们的福利获得性密切相关,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有更高的福利获得性。

收入安全福利分布也存在与健康安全福利同样的问题。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到,城镇户口人群中有60.4%享受养老保险,而农村户口人群中只有14.2%享受养老保险,绝大部分(85.8%)农村户口的居民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险的整体覆盖率被农村人口养老保险的低覆盖率拉低,仅为52.8%。这首先反映了两种不同机会福利类型群体内部存在的巨大保险覆盖率差异。即使是在与农村户口样本量(2945)相同的情况下,按照其享受收入安全福利的人数比例为60.4%可以推算出城镇户口中有1779人享受收入安全福利,也占全部享受收入安全福利人数(2196=1779+417)的81%。可见我国安全福利制度在城乡覆盖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机会福利与人们的福利获得性高低密切相关。

福利的城乡分化与幸福感的城乡分化。如表6所示,其中城镇户口人群的幸福感均值为3.47,农村户口人群的幸福感均值为3.43,且不同户口类型之间的差异显著度达到0.000。很显然,城镇户口人群的幸福感均值高于农村户口的人群,差距为0.04个单位。但在本研究中考虑的不是地域意义上的城乡,而是户籍意义上的城乡,因为本研究是在户籍制度分治的基础上探讨福利获得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幸福感差异。

通过对不同机会福利类型群体内部的自感幸福比例进行分析来进一步佐证上述结论。城镇户口中自感幸福的人群比例为48.7%39.7%幸福,9.0%非常幸福),农村户口中自感幸福的人群比例为47.5%39.0%幸福,8.5%非常幸福),略低于城镇户口人群的自感幸福比例。城镇户口中有9.2%的人群感觉不幸福(1.6%非常不幸福,7.6%不幸福),而农村户口的人群中有11.4%感觉不幸福(1.8%非常不幸福,9.6%不幸福),这个差距稍微扩大了一些,并且群体间的差异显著度达到0.000 (见表7)。虽然自感幸福的人群比例差距不大,但是自感不幸福人群的比例差异也能从反面说明机会福利类型对人们的自感幸福程度是有一定影响的。

安全福利对城乡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在表8中,模型1是对机会福利类型和幸福感做了直接地有序回归分析,以城镇户口人群为参照,农村人口的幸福感程度是要高于城市居民的,但是本研究前面提出城乡幸福感的差异假设是基于城乡福利制度的差异,即福利制度的差异在造成城乡幸福感差异中起了很大作用。在将福利制度作为控制变量,即将这种可能存在的间接影响控制后,户口类型对幸福感的影响关系发生了变化,从模型2中能够明显看到,回归系数由+0.082变为-0.236,这种逆转性的变化正好说明了福利制度在造成城乡幸福感差异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福利制度因素影响幸福感因素的讨论中,关于城乡幸福感的差异研究占了很大的比例。城乡幸福感研究结果的发展是一个曲折轮回的过程,这一点是研究城乡幸福感差异的一个新发现。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人口、家庭结构、土地制度、养老方式等都发生了变迁,都给农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和风险。在未来的生活中,农村由于土地所有权、劳动力转移等问题,其传统的家庭养老遭受的冲击一点不比城市弱,甚至可以推断,农村在养老问题上面临的风险是大于城市的。因此,福利制度对农村人口所产生的支持和安全作用更明显,从而也对城乡幸福感差异的造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上面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福利制度因素在造成城乡国民幸福感差异。下面将通过进一步分析不同群体内部各自的具体差异,进一步深化分析。首先来看不同安全福利和机会福利获得群体的幸福感均值比较情况。如表9所示,此表中群体间差异显著,sig值为0.000。城镇机会福利获得人群的幸福感高于农村机会福利获得人群的幸福感,如果进一步将目光聚焦于城乡机会福利获得两类人群内部会发现,城镇机会福利获得人群中享受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人群的幸福感均值与不享受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人群的幸福感均值分别相差0.180.17,农村机会福利获得人群中享受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人群的幸福感均值与不享受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人群的幸福感均值分别是0.160.14,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在拥有城镇机会福利但若没有享受国家提供的收入安全和健康安全福利,其幸福感的受影响程度仅仅略高于农村机会福利获得人群的。当把拥有城镇机会福利但没有享受国家提供的收入安全和健康安全福利人群的幸福感均值与拥有农村机会福利但也接受国家提供的收入安全和健康安全福利的人群的幸福感均值相比时,这时城乡机会福利类型的影响被削弱了,而国家提供的收入安全和健康安全福利对幸福感的影响则凸现出来。拥有城镇机会福利但没有健康安全福利人群的幸福感均值为3.47,低于拥有农村机会福利但是享受健康安全福利人群的幸福感均值3.54;拥有城镇机会福利但没有收入安全福利人群的幸福感均值为3.48,低于拥有农村机会福利但是享受收入安全福利人群的幸福感均值3.53


10则展示了城乡不同福利享受状况群体的自感幸福比例分布。将自感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比例合并为自感幸福比例,自感不幸福和自感非常不幸福的比例合并为自感不幸福比例,表格中的差值则为不同群体自感幸福比例的差距。城镇机会福利获得者中享受两种安全福利的人群的自感幸福比例分别为59.0%59.7%;农村机会福利获得者中享受两种安全福利的人群的自感幸福比例分别为52.5%51.7%;城镇机会福利获得人群中享受和不享受健康安全福利的群体之间的自感幸福比例之差为10.7%,城镇机会福利获得人群中享受和不享受收入安全福利的群体之间的自感幸福比例之差为10.8%;农村机会福利获得人群中享受和不享受健康安全福利的群体之间的自感幸福比例之差为8.7%,农村机会福利获得人群中享受和不享受收入安全福利的群体之间的自感幸福比例之差为7.4%。从自感幸福比例上来看,是否享受福利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城镇机会福利获得人群的自感幸福程度,带来更大的幸福压力。

11是对城乡机会福利获得群体各自内部福利与幸福感关系的回归分析。在城镇机会福利获得人群中,收入安全福利和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不成立,但是健康安全福利对幸福感的影响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拥有城镇机会福利并且享受健康安全福利的人,其幸福感程度要比虽然拥有城镇机会福利获得但不享受健康安全福利的人高0.35个单位。对农村机会福利获得人群来说,是否享受两种安全福利都对幸福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拥有农村机会福利并且享受健康安全福利的人,其幸福感程度要比虽然拥有农村机会福利但不享受健康安全福利的人高0.258个单位;拥有农村机会福利并且享受收入安全福利的人,其幸福感程度要比虽然拥有农村机会福利但不享受收入安全福利的人高0.143个单位。由此可以发现,城镇机会福利获得人群的福利诉求点更倾向于健康安全福利,而农村地区则需要全面提高整个福利制度建设水平,以满足农村人口日益增长的福利需要。

四、结论、讨论与政策建议

对四个年度CGSS数据库的分析发现:国民幸福感与两种福利制度因素之间有显著的影响关系。通过对机会福利与两类安全福利的交互分析(见表4,表5)发现:我国国民的福利获得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呈现二元分立的状态。通过对机会福利和国民幸福感的均值分析、机会福利与国民幸福感三分法的交互分析(见表6,表7)发现:获得城镇机会福利的居民相比农村机会福利获得居民有更高的幸福感。通过对福利获得类型和幸福感关系的有序回归模型分析(见表8,表11)发现:城镇机会福利获得人群的福利诉求点更倾向于健康安全福利,而农村人群则需要全面提高整个福利制度建设水平,以满足农村人口日益增长的福利需要。通过对福利获得类型与幸福感均值的交互分析、福利获得类型与五分幸福感的交互分析(见表9,表10)发现:拥有城镇机会福利但若没有享受国家提供的收入安全和健康安全福利,其幸福感的受影响程度仅仅略高于农村机会福利获得人群。当把拥有城镇机会福利但没有享受国家提供的收入安全和健康安全福利人群的幸福感均值与拥有农村机会福利但也接受国家提供的收入安全和健康安全福利的人群的幸福感均值相比时,这时城乡机会福利类型的影响被削弱了,而国家提供的收入安全和健康安全福利对幸福感的影响则凸现出来。从自感幸福比例上来看,是否享受安全福利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城镇机会福利获得人群的自感幸福程度。本项研究发现验证了基于福利制度因素是否影响了国民幸福感和福利制度因素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如何这两个问题提出的三个假设:享受的健康安全福利越多,幸福感越强;享受的收入安全福利越多,幸福感越强;机会福利与幸福感有关,城市户籍与幸福感的关系强于农村户籍与幸福感的关系。

本项研究的社会政策意义十分突出。从福利制度因素与国民幸福感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收入安全福利(养老保险)和健康安全福利(医疗保险)存在着覆盖率偏低的问题。20032008年间福利覆盖状况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国家每年增加的社会保障开支并没有起到扩大覆盖率的作用,因此,收入安全福利和健康安全福利相应的防范风险作用也得不到有效地利用和发挥。通过对收入安全福利和健康安全福利与机会福利的进一步分析,再一次说明中国福利制度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问题。福利制度确实呈现二元分立的状态,城镇机会福利的居民相比农村机会福利居民有更高的福利获得性。如要增加全体国民的幸福感,缩小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距,则农村组合式普惠福利制度的构建是突破口。随着传统家庭养老的日益衰落和社会养老的逐渐兴起,养老风险日益加大,在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必须加快建设多元化福利提供制度,其中关于养老和医疗的福利制度建设无疑会为面临风险的人们竖起一道保护屏,为提升国民幸福感做出重要贡献。

 

The Influence ofWelfare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the National Wellbeing

Based on the Four Waves of CGSS Data

PENG Hua-min, SUNWei-ying

AbstractThe ultimate goal of welfare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s to promote the wellbeing of members of society.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this study are the security welfare 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 (income security and health security) and the opportunity welfare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dependent variable is wellbeing. The findings are: There is a significant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well-being and the two variables of thewelfar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National welfare was significantlydiffer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sidents with urban householdregistration have better sense of well-being than the rural residents;Population with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need more health security. Theeffects of income security and health security benefits provided by the stateon the national well-being are highlighted.

Key words: wellbeing; welfareinstitution; security welfare; health security; old security; householdregistration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社会建设》2016年第3期

投稿邮箱:sc2014@ruc.edu.cn


《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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