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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背景下 劳动关系的变化趋势与政策建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06-02 10:15:48

[摘要]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当前我国劳动关系主要呈现出工人就业“短工化”、矛盾纠纷“频发化”、行动诉求“短期化”的新趋势。实体经济转型的困境、欠薪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工人群体代际构成的变化等,共同催生了当前劳动关系的紧张趋势。为将各项相关矛盾管控在安全范畴,研究建议:应从经济保障、制度健全、舆情监测等方面完善劳动纠纷治理体系;从降低企业税负成本和管理成本而非劳动力成本的视角,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完善工会基层组织的维权机制,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诉求;基于当前农民工的流动性特征,简化司法程序,完善社保制度,提高统筹层次,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效化解可能衍生的各类劳动关系矛盾。

[关键词]经济下行;劳动关系;就业“短工化”;矛盾纠纷“频发化”;行动诉求“短期化”

[作者简介]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劳动关系与社会稳定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不断引发社会层面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其对劳动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可能造成的挑战,不容忽视。从世界范围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引发了遍及欧美的劳工抗议和社会运动。这些抗议行动或在企业层面试图限制资本逃离与裁员;或力图通过街头游行在国家层面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配置方向,要求政府给予劳动者而非资本更多的保护。

  比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大量劳工处于失业与降薪困境。一些工人尝试采取一些“非常”措施阻止工厂裁员与关厂,英国和爱尔兰工人的占领工厂行动,法国工人的“老板劫持”行动,就属此类。{1}这些运动虽然抗议手段趋于激烈,却反映了在欧美国家经济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工人在资本面前的弱势境况。另一些抗议行动则走向街头,试图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走向。金融危机爆发不久,法国、爱尔兰、芬兰、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工会和欧洲工会联合会先后发起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这些行动旨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改变亲资本、削减公共服务、忽视失业和薪资待遇缩水等相关做法。{2}

  当然,更多街头抗议行动,超出工作场所劳资纠纷的范畴,参与人群包括社会中下层的各类人群,不限于工人群体。2016年春季,法国民众为反对政府的新劳动法草案而发起“黑夜站立”运动,该草案旨在扩大雇主的用工自由、延长劳动时间,这样的改革方案将在短期内进一步加剧失业率。{3}而早在20115月,饱受失业之苦的西班牙民众便在各大城市发起“愤怒者”运动,他们试图通过占领城市的公共空间,迫使政客和精英关注并回应底层的不满情绪。{4}受“愤怒者”运动的影响,美国纽约也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运动很快蔓延至美国各大城市,并进一步触发了其他国家的游行示威活动。{5}这些运动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信息技术在运动的组织、动员、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运动组织高度松散、扁平化;运动兼容性强,参与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差别很大;运动目标泛化,参与者更多地在表达对贫富分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资本缺乏约束的不满;年轻人面临失业威胁最大,因而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的主力军。{6}

  总体而言,受制于经济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劳工在去工业化进程中工作机会少、市场谈判能力弱,很难通过传统的劳工运动和集体谈判达成利益诉求,只能更多地与其他中下层群体联合,走向街头,向现代民族国家施压。在移民问题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反移民倾向的街头群体性事件。

  当前,我国经济同样面临下行压力,出口型加工制造业在订单减少、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的情况下,出现了关停并转迁行为。能源企业和房地产相关配套行业也面临去库存压力,在三四线城市收缩了阵线,这势必带来劳动关系领域的调整和冲突。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进程。再加上人口结构的转变——尤其是劳动力人口的逐年下降{7},使劳动力总体上处于供不应求的边缘,劳动者并没有受到潜在而大规模的失业威胁。因此,经济下行导致的问题可能主要体现在生产场所的劳资冲突和纠纷中,暂时不至于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视当前经济下行可能引发的劳资冲突激化,以及对社会稳定的潜在挑战。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有着全世界最为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而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工人始终是团结能力最强的群体。近年来,我国产业工人的权益意识、发展诉求、动员能力迅速提升{8},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的变化与经济下行趋势相结合,其影响力绝对不可低估。因此,对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关系变化趋势的把握、对劳资冲突形成机制的分析、对劳资矛盾化解机制建构的探讨,是当前最为紧要的政策议题,事关社会稳定大局。

  当前学界主要从国家治理方式、劳动力市场结构、工厂体制、工人社区居住形态、农民工代际变化、互联网技术普及等角度分析中国劳动冲突的形成与演化{9},很少讨论经济下行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毕竟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长期保持着持续增长。近年来,一些报告和研究开始注意到劳动关系的变化,并试图将其与经济形势的变动联系起来。比如,《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状况报告(2014)》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办案数量和涉及金额相比去年同期均有显著增长;而《中国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报告(2013)》则显示,2010年至2013年,民营企业劳动争议高发,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立案受理的私营企业案件占全部劳动争议案件的比重不断提升,其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和涉及人数占比也在不断上升。{10}有学者的研究则通过对2012年和2014年两轮“中国劳动力调查”数据的综合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劳资关系呈现出矛盾源头复杂化、处置方式多元化和处置结果两极化的现象;并进一步指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战略的推进将进一步加剧相关矛盾,既有劳动关系矛盾调处体系不足以应对经济下行背景下可能的劳资纠纷洪潮,亟须形成源头治理劳动关系矛盾的长效机制。{11}

上述研究揭示了近年来劳动关系的变化,但仍然未能展示经济新常态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一是缺乏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与劳动关系变化趋势相关的数据。研究报告收集到的都是2014年以前的数据,但实际上习近平首次提及经济新常态是在20145月份{12},况且经济形势变化对劳动关系产生影响还需要一段过程,这意味着只有通过2014年以后与劳动纠纷相关的数据和案例,才能有效监测经济下行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二是经济新常态对劳动关系的具体影响路径并不清楚。经济下行固然有可能引发失业、裁员、劳动者权益受损等方面的问题,并引发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至于这种冲突是表现为生产领域的劳资纠纷还是外化为街头抗议,在不同国家可能差异很大。只有结合我国当前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工人群体构成、劳动政策与劳动关系规制方式,才有可能真正厘清经济下行对劳动关系的具体影响路径,才能准确把握、评估经济形势对劳动关系的实质性影响。可以说,经济形势是当前劳动关系变化的重要变量,但并不是唯一变量,更不是独立起作用的变量。

  为了解当前经济下行背景下劳动关系的变化趋势,笔者于20161月至4月、20169月专门到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劳动部门、工会、工业园区、企业调研劳动关系状况。调研对象广泛涵盖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工会干部和普通工人;调研方法包括座谈、访谈、参与式观察;调研收集到的资料包括工会和劳动部门统计到的劳动纠纷数据、企业工人离职数据、座谈与访谈资料、企业参与式观察记录等。

二、经济下行与劳动关系的新变化

在国内经济下行与出口增速降低的压力下,我国部分行业和企业不可避免要面临产能过剩、订单减少、关停并转迁的困难局面,由此导致了以“欠薪”为主要诱因的劳动纠纷的大幅度提高。随着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在谈判能力、权益意识、发展诉求等方面的提升,势必进一步加剧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劳动关系的紧张,这既表现为劳动纠纷的频发,也表现为企业的“招工难”和农民工的高离职率。“招工难”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毕竟“以脚投票”是一种权力性的选择机制。正因为如此,劳动者更倾向于在劳动纠纷中争取短期利益。因此,经济下行背景下的劳动关系主要体现为农民工就业“短工化”、劳动纠纷“频发化”和劳动者行动诉求“短期化”。另外,在沿海部分地区,各种活跃的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到劳动者维权过程中,由此出现劳工团结网络的“跨阶层化”。

1.农民工就业趋于“短工化”

人口红利趋减态势的扩大,放大了招工过程的竞争烈度,提升了农民工“以脚投票”的能力。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了“高离职率”与“招工难”并存的局面。从沿海G省和中部JX市企业调研的情况看,劳动密集型企业一线员工年离职率普遍在60%以上。年龄越小的农民工,离职率越高,流动率越大,“短工化”趋势也越显著。笔者的调查发现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有关农民工就业趋势“短工化”的判断是一致的。{13}农民工离职最主要的原因是薪酬待遇低,其次是工作环境差、晋升空间小、工作太无聊等。过高的离职率,给企业造成了“招工难”问题。“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课题组”2015年对5672个私营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26.8%的私营企业存在“招工难”,44.6%的企业认为目前给员工开出的工资偏低是“招工难”的最主要原因。{14} 而“招工难”反过来又延缓了企业技术升级的步伐,降低了一线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从而也约束了企业的发展。

    对于处于产业链末端、高度依赖订单的中小代工企业而言,情况则更为复杂,当企业获得订单时,需要短期内招入大量工人;但企业订单减少时,企业又需要通过减少加班、削减福利等方式迫使劳动者离开,由此加剧工人就业的“短工化”趋势。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最能感受这种紧张:

(企业)要开新线,他不是提前通知你。(可能)下个月产线要扩大,(就会突然安排任务说)你帮我招人。不是几十人,而可能突然说我要300号人。还有一个上次和我说要75个人,一开始我急得头大,后来跟我说,不要了。招人也是件很麻烦的人。这个月300万的产量,下个月400万的产量,那又得招人,到淡季的话,又得让员工走。旺季的话又要立马招人。说实话,这样对公司的信用度也不好,你要人的时候就来招我,不要人的时候又让我走,怎么行?有些员工要离职,这边订单少的时候,你想走立马让你走。有订单来了,你(企业)可能考虑过个十几二十天,不给人家离职的时间。(访谈编号:clcp2309

2.劳动纠纷趋于“频发化”

经济的下行与劳工偏好的“短工化”趋势,使劳动纠纷开始趋于向欠薪企业和关停并转迁这类企业集中、向技术低端和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集中、向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企业集中。笔者调研发现:在2015年,居于沿海地区的G省,工会部门掌握的30人以上群体性劳动纠纷为1348宗,较2014年增加了302宗,上升比例为28.9%,其中企业欠薪占77.7%,关停并转迁(或裁减员工)等占9.1%,不满薪酬福利待遇占7.3%,欠社保和公积金占1.5%,其他占5.4%。在中部JX市,仲裁院和劳动监察部门2015年共受理劳动纠纷案件785起,较2014年增加了130起,上升比例为19.8%

从调研掌握的数据看,沿海与内地的劳动纠纷数量均有明显上升。引发劳动纠纷的主要原因均为企业经营不善、效益下滑或关停并转迁。实际上内地X市劳动部门官员反映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碰到的劳资纠纷,主要是生产不景气,就出现争议。企业效益好的话,劳动争议肯定大大减少。主要是企业出现经济危机,要减人。他们企业为什么要减人,因为碰到经济危机,企业要减人,后来要招人,但又怕以后要减人,所以出于这样的考虑(企业就少招人,让员工多加班)。(访谈编号:clcp2301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除了欠薪、欠社保、裁员等问题外,部分企业还通过提高计时产量或压低计件工价等方式,试图降低用工成本,由此导致激烈的劳资冲突。内地小城市M厂的一位机器操作工这样描述他们企业的情况:

M厂总是尽可能地给职工加产能,只有在赶货的时候,工作时间比较长,单位时间的产能才不会加那么狠。公司不赶货的时候,从(上午)8点上到(晚上)7点,单位时间产能就高,总是试图达到我们的身体极限;赶货的时候,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甚至(晚上)9点,工作时间实在太长,单位时间产量可能相对加的少一点,总之都是要到人的身体极限。如果产量没做到,不能下班。在节假日,还出现过产量不达到没有加班费的情况。M厂动不动给员工加产能,员工做不到,于是也以产线为单位频繁罢工。有一个车间只有6个人,白班3个晚班3个,都是操作机器的,他们也罢工。总经理跑过去说,你们6个人居然也能罢起工来!(访谈编号:clcp2319{15}

从诉求看,随着这些年工人权益意识的提高,离职补偿金、社保越来越多地成为劳资双方博弈的焦点。对离职补偿金、社保、公积金的强调,可能在沿海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GD市一位分管权益保障的工会领导认为,这是近几年的新趋势:

劳资纠纷的变化一个是注重公积金和社保的比较多,以前这个点比较少的;第二个就是经济补偿金成为新的博弈点,现在D市受经济的影响,有一部分企业员工涉及关停并转,D市经济补偿金这一块一直是很突出的。第三个就是多样化,以前比较单纯一点,因为工资或者其他什么,现在多方面,利益的诉求是多元化的。(访谈编号:clcp2206

除了法定权利诉求的差异,相比内地而言,沿海省份也存在着更多的超出法律法规之外的利益争议,同时更易于形成群体性劳动纠纷,更易于引发影响全局的堵街、游行甚至骚乱事件。

3.劳动者行动诉求趋于“短期化”

一线职工高离职率的现状和合法权益获得的制度障碍,使工人更期望通过便捷的方式于短期内解决经济纠纷。当前国家的司法制度、社保制度与劳动者高度流动的现状严重不符,具体表现在:第一,“一裁两审”的法律程序对于流动性极高的农民工来说,成本太高,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罢工、上访甚至堵路等方式维护权益,期望短期解决问题。第二,由于社保缴费年限实在太长,异地转移接续比较困难,工人更希望薪资、离职补偿和“五险一金”等法定权益能折算成现金一次补齐。相对而言,那些居于企业中层位置、工龄长、年龄大的农民工更可能会关心“五险一金”的补缴,绝大多数工人只是将“五险一金”当作与雇主博弈、谈判的筹码,他们并不愿意因为补缴“五险一金”的个人部分而影响当前的收入。GD市一位工会副主席这样描述部分工人对待社保的心态:

现在愿意缴社保的人,他自己是算好了,我缴15年就够了,比如说我50岁退休,我40岁才愿意缴,我现在出来打工的才十几岁不缴。甚至现在很多企业的员工他首先在招工的时候他就跟企业讲,如果说你要跟我缴社保那我就不做。我们也发现有一个这样的员工,他也说不要,你给我缴我就不要,但是他如果说对这个企业不满意,我想走了,我要找到借口了,他就说你不给我缴社保(我才走)这样子。(访谈编号:clcp2206

4.沿海部分地区劳工团结网络“跨阶层化”

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劳动者与企业“分手式”劳动纠纷不断增多,如何通过团结行动并运用法律武器,有效追讨薪资、离职补偿、社保、公积金等是摆在劳动者面前的重要难题。但实际情况是工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给劳动者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在一些沿海城市,缺少制度资源支持的劳工往往倾向于寻求外界帮助。同时,一些同情劳工的社会力量也主动介入到劳动纠纷中。长期关注并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劳工组织、律师、学者、学生与工人代表、普通工人不断互动,逐渐形成跨阶层的劳工团结网络。各种社会力量的存在,一方面有可能会帮助工人维权,另一方面也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工会的代表性构成挑战。政府如何有效地将这些社会力量尤其是劳工组织吸纳到国家治理体系中,避免劳工组织和劳资冲突激进化,是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关系治理的重要议题。

三、 影响劳动关系变化的新因素

实体经济发展的困难、欠薪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工人群体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相关政策对农民工短工化趋势的忽视等,共同导致了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的紧张化。

1.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引发劳动关系紧张

如前所述,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企业生产不景气,由资金链断裂导致的欠薪问题,由订单不稳定导致的过度加班或规避离职补偿金问题,由利润率低导致压低工价或增加计时产量问题,都有可能直接引发劳动关系的紧张。但企业经营困境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并不能简单地推到归结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第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第二,世界经济低速增长,一些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全球代工竞争激烈,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订单减少;第三,企业税负过重;第四,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总体而言,付出艰辛劳动的广大职工,其劳动收益只是企业经营成本的有机但必要的一个部分。而且,在当前物价、房价迅速上涨的大背景下,劳动者的工资并没有真正提高多少。那种在全社会范围将企业人工成本的上升解释为企业经营压力的主要来源的说法,会使企业决策层成员更倾向于将亏损或产品积压的结果转嫁到职工身上,出现话语表达的歧视性行为。这一方面易于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的丧失,另一方面也会视“跑路”为解决劳动成本上升的正常机制,将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简单对立起来,从而进一步激化劳资矛盾。

2.欠薪治理体系不完善

当前国家诚信系统和欠薪惩戒系统不够健全,未能对企业老板的“跑路”行为形成有力约束,导致欠薪问题难以治理,并进一步激化劳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内地某开发区领导这样分析欠薪难以治理的制度根源:

谈到欠薪问题,W部长说建筑行业有工资保证金,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老板给包工头发了工资,但包工头拿着钱走了。而在制造业,开发区只能调解,如果企业不给钱也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可能进一步上访、堵路,然后公安介入维稳。对于拒不支付工资的,劳动监察部门下处罚单,再不支付,便提起诉讼,但即使法院判了,企业也不一定给。欠薪的老板,有些其实有钱,但宁可自己在外逍遥自在,也有些实在没钱的。恶意欠薪入罪这个说法是有的,但这个现在还没有怎么执行,也不知道怎么定义恶意欠薪。地方领导与资本家有交往,当然会有一些私人情谊,严厉的处罚也很难出现。国家亟须建立起个人诚信体系,比如你若有欠薪记录在案,国家可以强制约束你坐飞机、坐高铁、出境等。(访谈编号:clcp2322{16}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许多企业在经营处于困境之后,老板不是渐进地与工会和职工代表交流信息,而是私下密谋责任的逃避。等到“搬迁”完成,或者老板“跑路”,职工就会突然被置于利益受损的恐慌、愤怒和混乱状态,极易引发围攻政府相关部门的群体性事件。在这种场合,原来可以弥合一线职工与企业高层矛盾的中层管理人员,非但不会“说好话”,反倒会因为利益的一致而成为群体事件背后的策动者与组织者。多年的实践证明,那些循序渐进而又合法合规的破产或关停并转迁行为,大多会将矛盾设置在可控状态。而老板“跑路”和密谋进行的企业“搬迁”,或者薪资长期拖欠所造成的伦理风险,或者那种对上有意隐瞒事态对下企图侥幸蒙混过关的做法,则会大大激发职工的反抗心态。

3.工人群体构成正在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主体

应该注意到,企业职工的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的老一代农民工,主要以小学和初中毕业生为主;但新生代农民工,则主要以高中毕业生为主,他们或者接受过职业技术学校的培训,或者接受过普通高中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自身的人力资本,他们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新工人。这些新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已不适应低人力成本的传统企业经营模式。他们对企业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管理文化、发展前景以及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等都有了更高的诉求。可无论在企业还是在城市,他们都缺乏基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农民工的就业因此趋向“短工化”。

  4.农民工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经历

  农民工群体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经历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其与城市、与企业的关系,这与当前的经济形势构成巨大张力。长期的工业化经历使得农民工在生产技能上逐渐与农村和农业生产方式相脱离。城市化、信息化经历则使得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上逐渐与农村相脱离。另外,城镇化也加大了农民工在城市的购房趋势和家庭化迁移趋势。当农民工举家迁入城市,无论其是否买房,都意味着其生活成本和城市公共服务需求的大幅度提高。在收入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城镇化也是稳定的,但在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举家迁移的农民工会率先感受到生计压力,并将其传导为紧张的劳动关系。

比如,在内地的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在城市购房、身背房贷按揭的农民工对工资问题非常敏感,企业因为经济效益不好晚发几天工资,或者出于削减成本的考虑降低计件工价、提升计时产量,都很可能引发工人的集体罢工。

我们一般是22号发工资的,如果到了月底了,22号没发,我这里就要发通知,告诉他们,具体哪个时间能发工资。但如果到了那天你还没有发工资,那些员工就不得了了,就要开始罢工了。管理人员的话,和他们说一下,开个会说一下,都是能商量的。而员工的工资如果发不下来,有些员工有房贷车贷之类的,我们就发一部分的,也不是说全部发下来。(访谈编号:clcp2309

    因此,在长期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经历中,工人的法律意识和行动动员能力越来越强。在经济下行引发的劳动纠纷中,企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一些隐蔽做法不断暴露,这些问题与新生问题纠结在一起,通过社交网络等平台在工人的非正式关系网络中传播和扩散,易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5.制度设计与农民工“短工化”趋势不匹配

在劳资博弈中,农民工的“短工化”偏好与“固定化”假设下的社保制度、司法制度设计存在错配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的企业大多处于全球生产链末端,加上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代工竞争激烈,企业的订单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工人也易于处于高度流动状态(尤其是制造业中的中小型企业)。第二,城镇企业职工“五险一金”占工资总额的比重过高,而且要累积15年才能拿到养老保险,再加上养老保险携带转移接续中的诸多不统一(比如有些地区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占工资总额的比重为12%,可国家规定应该是20%),比较年轻的农民工就不倾向于缴纳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而希望参加居民社会保险。第三,对于那些长期固定工作在一个企业的农民工来说,虽然工作时希望拿到更多的现金而不愿缴纳社会保险,但一旦发生劳动纠纷,“企业不缴社保”又会成为农民工维权的重要砝码。第四,耗时过长的“一裁两审”的法律程序也不符合农民工高度流动的特点,这使农民工易于采取罢工、上访、堵路等方式维护权益。

    四、优化劳动关系的政策建议

    基于对当前经济下行背景下劳动关系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的政策性建议是: 

  1.从经济保障、制度惩戒、舆情监测等方面完善劳动纠纷治理体系

  第一,要从经济上强化保障,完善建筑行业的工资保证金制度和制造业的应急周转金制度。第二,要加强制度惩戒力度,包括“恶意欠薪”入罪、限制离境、建立欠薪企业黑名单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等。第三,要加强预警监测,除了各地劳动部门的“欠薪预警机制”外,还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让某些专业机构提供舆情监测信息,将网络监测到的劳资纠纷定向转发相关政府部门,督促基层工会尽早核实,尽早介入,防止劳动纠纷扩大化。

  舆情监测方面,G省总工会的做法值得借鉴。G省总工会将舆情监测工作外包给人民网等三家机构,除了分季度、年度对劳动纠纷和相关舆情进行分析,这些机构的另一项工作是监测可能的劳动纠纷。在监测到劳动纠纷方面的情况后,将相关信息上传到省总工会的信息平台上,省总工会很快通过保密QQ群将相关信息发送到市总工会,市总工会迅速将信息转到事发地的基层工会,基层工会立即派人跟进,如有情况,及时介入,并将核实到的相关情况反馈到上级工会,及时协商问题的解决方案,将矛盾化解在初生阶段。

    2.降低企业成本,应以减少企业税负成本而非劳动力成本为导向

    当前一线职工的劳动收入并不高,在剔除必要生活成本之后的剩余有限。如果进一步限制劳动者的薪酬保障,则只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内需不足和产能过剩。除在社保方面推进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外,国家还应将重点放在减少企业税负成本与融资成本上。

  3.完善工会基层组织网络,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诉求和维权诉求

  工会如何代表党密切联系群众?如何回应职工的发展诉求?如何在缓解劳资冲突中起到应有作用并引导工人理性维权?在当前经济下行、劳动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工会亟须解决这些问题。当前群团改革主要以“减上补下充实基层”为方向,旨在解决群团组织头重脚轻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但在产业工人高度密集、劳资纠纷频繁发生的沿海大城市,一个街道的工人动辄上百万,要想真正应对沿海地区复杂的劳动关系形势,单纯在基层工会增加几个编制,可能还远远不够。唯有在产业工人密集的工业社区建立强有力的基础工会组织网络,让工会真正扎根在工人群众中,才有可能有效回应工人的诉求。

  GS市工会改革的经验值得借鉴。经S市总工会统一招聘的职业化工会干部,扎根于人口集中的工业社区。职业化工会干部在实践中不断了解工人需求,不断摸索、完善群众化的工作方法,同时广泛联系企业工会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再借助工会小组的活动和工人积极分子的宣传,吸引更为广泛的工人群众,由此形成“职业化工会干部—大企业工会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工人群众”的多层次有机组织网络。这个多层次的网络体系,又进一步通过社区工联会组织起来。通过联合制、代表制的方式,社区工联会将社区、一线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大型企业工会干部、职业化工会干部等多种力量吸纳到工联会委员会中。同时,S市各级工会也一改以往自上而下“层层动员、层层部署、发命令、下指标”的做法,而根据基层工作需要,配置人、财、物,切实做到“重心下移、干部下去、资源下沉”。正是这样一套工会组织系统,能确保体制内丰富的资源,借助强有力的基层工会组织网络,最大化地投入到工人群体中,切实回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诉求和维权诉求。

4.根据农民工的“短工化”趋势,改进养老保险制度,简化司法维权程序

第一,进一步强化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全国信息联网。也可以借鉴欧盟经验,采取分段计算方式,由各地分别向劳动者支付与缴费年限相当的养老金。{17}第二,改革司法维权程序,将当期的“一裁两审”改为“一裁一审”,使更多职工与资方之间的劳动争议与合理维权,能够在短期内通过司法途径有效解决。

5.深入细致地做好产能过剩企业职工的下岗分流工作

这些过剩产能所涉及的国有企业,往往集中在“因企设城”地区,下岗职工或失业职工的家属与亲朋好友等也主要依赖该企业而谋生。一个大型企业的停工或转产,不仅会造成该企业内部职工的失业问题,而且还会使与其关系密切的配套产业和上下游产业也随之而调整发展战略,这会在短时间内造成该区域内失业率的迅速上升,形成利益共同体压力集团。一旦某些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形成影响全局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这在表面是劳动关系问题,但在深层却体现的是社会稳定问题。因此,一旦这些企业改制或关停并转迁,就需要成立以主要领导为首组建的应急小组,研判和制定预案,并在评估劳动关系矛盾衍生趋势的基础上,形成党政群团等各部门齐抓共管局面,切忌急躁冒进或单兵突进。

6.对劳工组织应该分类治理

一方面要加强对部分境外劳工组织的管控、防范,防止其将一般性劳动关系纠纷引向群体性政治事件;另一方面,也要正视一些劳工组织在劳工维权中的正面作用,对劳工组织的行动进行规范引导,对于真正致力于依法维权、化解劳资矛盾的劳工组织,应该从政策上进行鼓励、从资金上予以支持,将其吸纳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队伍中来、吸纳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来。在劳工组织治理问题上,不应采取简单化、“一刀切”的方式,否则只能激化矛盾。

总之,唯有切实完善劳动纠纷治理体系、降低企业税负成本、完善工会基层组织网络、改进养老保险制度、简化司法维权体系,才能防止经济下行背景下劳动关系的激化。另外,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面对可能高发的群体性劳动纠纷与争议,只有打通密切联系群众的通道,深入细致地开展思想工作,坦诚与职工交流企业面临的各项困难,尊重职工的合理诉求,减少误解,增强共识,形成工会、企业、职工和政府攻坚克难的合力,才能在经济和社会双转型中,维持良好的改革环境,促进企业的升级换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注释:

{1}Hyman R. Social dialogue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during the economic crisis: innovative practices or business as usual?[J]. Ilo Working Papers, 2010; Parsons N. Legitimizing Illegal Protest: The Permissive Ideational Environment and ‘Bossnappings’ in France[J].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3, 51(2):288-309; Cullinane N, Dundon T. Occupation as resistance: The case of worker sit-ins in the Irish Republic[J].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Association, 2010.

{2}Hyman R. Social dialogue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during the economic crisis: innovative practices or business as usual?[J]. Ilo Working Papers, 201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工会也试图发起类似的抗议行动,但效果并不理想。在民众普遍缺乏保障的情况下,美国工会被视为特权团体,因此缺乏号召力,可参考:Taylor E. Dark III.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Organized Labor: Resentment over Solidarity[J]. New Political Science, 2011, 33(4):525-539.

{3}李永群“黑色站立”折射法国社会治理困局[N]. 人民日报,2016-4-30.

{4}Casta?eda E. The, Indignados of Spain: A Precedent to Occupy Wall Street[J].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012, volume 11(3):1-1.

{5}Gitlin T. Occupy's predicament: the moment and the prospects  for  the movement[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3, 64(1); Calhoun C. Occupy Wall Street in perspective[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3, 64(1).

{6}Hooghe M. Taking to the streets: economic crises and youth protest in Europe.[J].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2, 34(2); Calhoun C. Occupy Wall Street in perspective[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3, 64(1).

{7}2012年开始,劳动力人口就处于缩减的态势。比如,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峰值9.25亿人,2012年减少345万, 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

{8}蔡禾.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农民工利益诉求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J].开放时代,2010(9);汪建华、孟泉.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J].开放时代,2013(1);常凯.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J].中国社会科学,2013(6).

{9}Lee,Ching Kwan.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Silver, Beverly J.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un, Ngai, and Lu, Huilin.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J]. Modern China, 2010(36). 郭于华、沈原、 潘毅、卢晖临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二十一世纪,2011(4);任焰、潘毅.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J].开放时代,2006(3).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汪建华.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J].开放时代,2011(11).

{10}黄海嵩(主编).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状况报告(2014[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5:1;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报告(2013[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1.

{11}庄文嘉.劳动纠纷.载蔡禾(主编).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1.

{12}新华网.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09/c_

1113175964.htm 2014-11-09.

{1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短工化”: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载沈原(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六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

{14}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课题组(编著).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16:1.

{15}{16}资料经笔者访谈后根据笔记整理,并非被访者原话。

{17}杨宜勇、辛小柏、谭勇生、邢伟.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办法研究[J].中国劳动,2009(2).

责任编辑:陈艳华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17年第1期)